更重要的是，马科斯挑选的时机也很敏感，杜特尔特回国之际，是其人身自由最脆弱之时，此时进行逮捕可以最大化地引发国内外关注，进而影响公众舆论和政治局势的发展方向。
此外，这也可能是为了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即新政府对于前任领导层某些政策的态度转变。
有不少观点认为，马科斯的行为已经处在了“越线”的边缘，导致整个过程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特别是在处理涉及人权问题时，更需要严格遵守国际法原则，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能得到公平对待。
而在另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逮捕杜特尔特的行为也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首先，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应在成员国无法或不愿意真正调查和起诉犯罪行为时才介入。
然而，在此案例中，菲律宾本身拥有完整的司法体系，且已就相关事件展开了多次调查，因此有人质疑该机构是否真的“有资格”介入此案。
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杜特尔特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但这些数据来源复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具体有多少命案，可以直接归咎于杜特尔特个人决策及其直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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