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团的地主们狞笑着将女人推进一个深坑里。当土埋到脚脖子的时候，那个姑娘开始唱歌，大意是关于妇女平等和“世界是我们的”。

让围观的人奇怪的是，那些地主好像感到了什么，突然疯狂起来。他们夺过铁揪，往坑里拼命填土。

“世界是你们的，好！地狱也是你们的吧！”碎石歇斯底里地砸向姑娘，但泥土无法封住她的口，她还是在大声唱……

这样残忍，在当时却是那样稀松平常。

同命运反抗的“她们”也有留下姓名的。比如，1919年湖南长沙，在喜庆的婚嫁花轿里以自杀来反抗包办婚姻的赵五贞。她的这一举动像是一颗石子打破了湘江的平静。

那一年在湘江岸上徘徊的青年毛泽东，不仅听到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的巨响，也在席卷世界的革命大潮中听到了“赵五贞们”的呐喊。“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

八年后，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捉住像毒蛇般扼住中国妇女咽喉的“四大绳索”：女子除受政权、神权、族权的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四大势力相互独立又彼此勾结。女子受压迫程度最重、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谋取社会地位的诉求最强劲。

“中国妇女在现今的地位，无知识，无职业，无经济权；作玩具，作奴隶，作囚徒。”毛泽东看清了这样一个茫茫黑暗的社会：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民国政府的“婚姻法”有名无实，妇女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底层妇女或是被迫沦落风尘、或是为奴为婢、或是被迫婚姻包办；国民党军官常常叫来地主，向他们要年轻姑娘供自己享乐。

记者西岳写下一个清晰却残忍的细节：假若你到谁的家去，碰巧碰到“当家的”不在家里，那你会马上得到这样的回答：“家里没有人！”在那个年代，妇女经常不被当做人来看待。

直到中国共产党让她们明白了自己是谁，世界该是什么样子。全体妇女享有充分的自由与权利。她既不需要依附于某一个人，也不需要依附于家庭，更不从属于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和统治阶级的剥削。在边区，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看见了在彼时中国无法想象的新世界：“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象，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在他眼里，蒋介石的金融中心上海或许是“世界上贩卖妇女的最大市场”，妇女像商品一样投入市场，卖给人当包身工、丫头、小老婆、妓女。“而且，她们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去路毫无发言权。”

杰克·贝尔登指出，共产党人“已经给妇女指出了她们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延安举办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表示，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他还为《中国妇女》赋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克敌，何敌不倾？”